让凯撒和奥古斯都失去光辉的史学家，著作首次被翻译为中文 | 052
今日新书（052）
《罗马革命》
这是塞姆的著作首次被翻译为中文，使得中国学者从此可以直接从母语接触20世纪西方这位最有影响的罗马史学家的著作。
在《罗马革命》中，塞姆从不触及当事人的政治立场和社会基础，所描绘的，是少数显贵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进行的纵横捭阖的交易，精心的算计和无情的搏杀。
塞姆对显贵们操纵政治手腕淋漓尽致的细致分析，也让西方历史那两个伟大的人物——恺撒和奥古斯都——失去了许多光辉，彻底变成了精明的政客而非公正的政治家与伟人。
书评：
人物志研究在罗马史领域的代表作——塞姆的《罗马革命》
晏绍祥
塞姆的《罗马革命》初版于1939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虽然该书出版之时，塞姆刚刚36岁，可以说是古典学界的新人，所讨论的问题，也不特别新鲜：奥古斯都夺取权力和建立元首制的进程，但该书的内容、方法和叙事，某些章节的标题，如《领袖》《向罗马进军》《全意大利团结起来》等，或许直接反映了欧洲人目睹的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夺权和希特勒在德国建立独裁统治的经历，因而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共鸣。
在战火连天的1940年，在作者本人也离开大学加入军队的情况下，包括《希腊与罗马》《罗马研究杂志》与《美国历史评论》在内的主流学术刊物都发表了有关该书的书评，对作者的学识与成就给予肯定，从此奠定了该书作为罗马史经典的地位。1999年，在《罗马革命》出版60周年之际，西方古典学界举行了以该书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同名论文集，不少作者仍试图在讨论塞姆在该书中已经讨论，或者他们认为塞姆忽视了的问题。时至2002年，知名古史学家摩尔勒仍毫不迟疑地宣称：
即使在60年之后，塞姆的《罗马革命》仍保持着作为“经典”的地位，一部并不纯粹是在学术回顾中被尊敬地提到的书名，而是一部作品，一种关于过去的看法，在致力于理解那个时期时，古史学家们需要继续与之交流。
在中国，塞姆也名声远扬。1982年，詹义康撰文介绍过塞姆的《罗马革命》（他译为赛姆）；进入新世纪后，刘津瑜和笔者都分别对塞姆及其著述做过介绍。不过，介绍毕竟不能代替原作。
因此，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罗马革命》的中译本（2016年），对中国古典学界、特别是罗马史学界有重要意义。这是塞姆的著作首次被翻译为中文，不仅使得中国学者从此可以直接从母语接触20世纪西方这位最有影响的罗马史学家的著作，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和全面地认识塞姆的成就和史学方法，于相对薄弱的中国罗马史研究，也有拾遗补缺之功。
严格地说，塞姆的基本观点不算新奇。虽然近代早期以降的很长时间里，罗马共和国曾被视为古典民主的典范之一，但自19世纪专业史学产生以来，罗马共和国乃寡头政体的基本观点，经过德国学者蒙森等的论述，基本成为正统。塞姆无疑继承了蒙森的传统，将罗马视为寡头政体的共和国。但如果仅此而已，《罗马革命》不可能成为经典。该书与蒙森等观点上的一个重要差别，是它不仅认为罗马共和国是少数显贵家族的统治，奥古斯都的元首制，同样也是少数寡头的统治，用他本人的话说：
决定和掌控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特征的，不是现代和议会特征的党派与纲领，不是元老院和人民、贵族与民众、显贵与新人之间表面的对抗，而是对权力、财富和荣誉的追求……如同其发端时一样，在其最后一代，罗马共和国——“罗马人民的事务”——都是名义。（第11页，有改动）
民主制是无法统治帝国的，但一个人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尽管帝国似乎钟爱君主制。在任何一个帝国中都存在着一个寡头集团，无论其身份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第449页）
奥古斯都的统治是一个集团的统治，他所建立的元首制在某些方面也类似一个辛迪加。事实上，这个领袖的存在是以这个集团为先决条件的……在任何时代，无论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名称是怎样的，无论它属于君主制、共和制还是民主制，都需要有一个寡头集团在幕后进行统筹；而且罗马在共和国和帝国时期的历史都是统治阶级主导的历史。（第17页）
可惜我们不清楚，这个来自新西兰的牛津古史学家是否阅读过20世纪初年意大利思想家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和莫斯卡的《统治阶级》，还有刘易斯·纳米尔爵士1929年出版的《乔治三世即位时英格兰的政治结构》，但如莫米利亚诺所说，既然塞姆是用纳米尔的方式解读奥古斯都的政体，那他们著作的出版，至少为接受塞姆的著作在思想上做了铺垫。
塞姆不仅认为罗马共和国到帝国初年都是寡头的统治，而且从罗马的政治斗争中抽掉了政治纲领的含义。
当蒙森强调罗马共和国的寡头特征时，他仍然认为，在共和国的政治派别中，存在着严肃的政治纲领的区别：共和国始终是农民的共和国，官职和利益都被寡头分子们把持，所以格拉古兄弟改革以来的冲突，是罗马平民改善自己处境、意大利人和行省人争取权利的斗争。
恺撒对共和国政治的整顿之所以得到高度肯定，是因为他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家，“他的目标就是人类所能树立的最高目标，就是在政治、军事、智力和道德方面复兴那很堕落的本民族和那更堕落的与本民族为亲姊妹的希腊民族。”（蒙森：《罗马史》，第5卷，李稼年译，第390页）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将罗马所有的党派整合到他建立的新君主制中，以实现国家的和谐和强盛。
塞姆则继承德国学者格尔泽尔和莫泽尔的传统，认为罗马显贵之间的冲突与政治纲领无涉，不管是庞培和恺撒还是奥古斯都，其目标都是权力，而权力的基础，是以自己为中心吸纳罗马不同家族的成员组成的寡头群体，吸纳的手段，是婚姻和庇护关系，基础则是领袖手中掌握的官职和财富。不管是苏拉之后的麦特鲁斯家族，还是庞培和恺撒，基本的统治手段并无区别。
而运用庇护和婚姻手段最为纯熟的，是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在消灭了自己的敌人后，他成功组建起以自己为中心的党派，并且在晚年成功把权力移交给继子提比略，完成了罗马从共和国到君主制的构建。
这些人物之间的冲突，不管他们自称平民派还是显贵派，争夺的都是赤裸裸的个人权力，与他们表面上所代表的社会集团无关。
所以在《罗马革命》中，塞姆从不触及当事人的政治立场和社会基础，所描绘的，是少数显贵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进行的纵横捭阖的交易，精心的算计和无情的搏杀。屋大维能够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取得最后成功，并且在成功后还能维持权力，正在于他能够在斗争中把获得和维护权力的手段运用到极致。
刻有后三巨头头像的古罗马钱币，头像分别为安东尼、奥古斯都（上排）、雷比达、奥古斯都（下排）。
历史学的特殊要求，在于一个观点的提出，不仅能够在逻辑上立住脚，而且需要充分的资料证明。在这方面，格尔泽尔和莫泽尔的人物志研究，为塞姆提供了完美的方法论。这种方法的基本特点，是强调罗马社会的贵族特征，认为理解罗马共和国政治的关键，是显贵家族通过庇护和婚姻关系构建的网络。但两人都不曾详尽讨论奥古斯都元首制建立过程中庇护关系的作用。
塞姆则以他对共和国末年，尤其是从恺撒到奥古斯都时代文献、铭文等多种史料的把握，通过分析先后掌握罗马共和国最高权力的几个人物的关系，把这个过程用最为生动、具体的例证展示了出来。在塞姆笔下，意大利的有产者，罗马的显贵，少量的新人，都通过庇护关系这张大网，各自在网络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和李维等诗人和史学家，也都在元首制建立过程中，成为了屋大维和意大利的代言人。
在奥古斯都最终确立了元首制后，整个罗马国家以元首为中心，终于形成了稳固的权力中心。但是，权力斗争在元首制建立之后并未停止，公元前27年、公元前23年、乃至公元前2年的数次变动，都显示了元首背后寡头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
在塞姆的观照下，奥古斯都对元老院的两次清洗，对尤莉娅所谓通奸案的处置，还有奥维德的被流放，都具有了非凡的政治含义。罗马政治中门客（clientela）的抽象话语，至此具有了实质内容，屋大维冷酷精明的政客形象，也从此定格。
《罗马革命》的出版和成功，使人物志研究在英美学术界迅速流行开来。斯卡拉德的《公元前220-前150年的罗马政治》、格鲁恩的《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代》、贝狄安的《外国依附者》等，在方法论和基本观点上大体都可归于此类。
然而，人物志方法遭人诟病之处，也正在这里。由于从社会冲突中完全抽掉了政治纲领和利益，政治制度也变成了显贵操纵的玩具，导致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变成了显贵家族之间纯粹的个人纠纷，西塞罗与喀提林的矛盾，恺撒与庞培的冲突，屋大维与安东尼的内战，也不再具有丝毫的社会政治意义，公平、正义、家国情怀，都从罗马政治中失踪。
那里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统治阶级少数成员为了争夺政治权力和财富而进行的无谓争斗，失败者固然不值得同情，胜利者更不值得称道。西塞罗的失败源自显贵阶层的无能和他个人策略的失误，但胜利了的恺撒和屋大维，形象也难以让人恭维。在塞姆的笔下，共和国末年的罗马，除特立独行的波利奥之外，似乎就没有一个好人。
可是，这样的论点造成塞姆本人的论证在某些地方的自相矛盾。最为显著的例子，一出现在恺撒遇刺之后，一是对奥古斯都政权社会基础的分析。他承认刺杀恺撒的阴谋者所以失败，共和国无法重建，是因为阴谋者不过是一小撮显贵，未获得民众支持。
民众对那些出自显贵阶层的阴谋家们不仅漠然，甚至带有敌意。民众不积极行动支持阴谋者的原因之一，在于显贵掌控的共和国，过去几乎没有考虑过民众的要求。屋大维最后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获得了士兵和农民的支持。
塞姆论证的核心，正在于通过一个个地分析奥古斯都追随者的来源，弄清了他们所属的社会集团。他们中既有意大利自治市的富人，也有出身良好的被排除于政权之外的罗马军人和少量行省人，从而把同盟战争以来到奥古斯都时代意大利人从边缘带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在革命期间，旧统治阶级的权力被摧毁了，其结构发生了转型。意大利和社会中从前被排除于政治活动之外的阶层压倒了罗马和罗马贵族。”（第18页）
所以，奥古斯都的胜利，即使在塞姆看来，在某种程度上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元首制能够稳定下来，不仅因为奥古斯都善于操纵，还因为所有“意大利的无产者也不必被强征入伍，为了野心勃勃的将领或虚幻的原则而流血牺牲了；生性平和的有产者再也不必在一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斗争中选边站队，或为了军团士兵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土地了。”（第672页）和平受到了罗马从显贵到平民还有行省的欢迎，等于承认了革命的社会阶级含义。
因此，自80年代以来，罗马共和国末年社会冲突背后的政治纲领，连同共和国的制度，逐渐重回学者们的视野。新近出版的罗马共和国政治的著作，不管是林托特的《罗马共和国政制》（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还是布隆特、米拉和莫斯坦因-马科斯等的专著，都不能不考虑不同政治领袖背后的社会阶级分野。他们的著述，可谓对塞姆观念有益的纠偏。
《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Lawrence Alma-Tadema.
由于在论证中完全抛开了共和国的制度，还导致塞姆忽略了罗马共和国的一个重要特征：共和国的政治中心在意大利，行省却正取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前者的意义在于只有意大利人拥有罗马公民权，政治活动和决策都在那里进行。任何罗马政治家想取得成功，都必须掌控罗马和意大利。
后者的意义，在于经过数百年的扩张，罗马早已变成了一个囊括地中海的大帝国，疆域西到大西洋，东抵叙利亚，北到阿尔卑斯山以北，南到撒哈拉。罗马贵族们的财富和建功立业的场所，不是在意大利，而是在遥远的行省。
恺撒能够击败庞培，在于他虽然在行省，却仍能够就近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操纵罗马政治，并通过不断的胜利，保持自己在罗马的“存在”。处于政治中心的庞培，虽然得到了元老院的支持，却忽视了恺撒拥有的军事力量和决心。安东尼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却在与屋大维的争夺中败北，在于他长期滞留东方，从政治中心缺席，让屋大维控制了罗马和意大利，占据了正统，取得了舆论和心理上的优势，也导致他政治上陷入被动，至少他无法与埃及女王一道，率领军队直接登陆意大利。但这些内容，因为塞姆专注于勾勒恺撒和奥古斯都追随者的身份，都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虽然如此，《罗马革命》并未过时，相反，如摩尔勒所说，是学者们需要不断与之对话的著述。作者对史料的发掘，在描绘恺撒和奥古斯都追随者中对相关史料的考订与辨正，特别是他赋予庇护制在罗马政治中的内容和意义，让该书成为此后研究恺撒和奥古斯都的起点。塞姆对显贵们操纵政治手腕淋漓尽致的细致分析，也让西方历史那两个伟大的人物——恺撒和奥古斯都——失去了许多光辉，彻底变成了精明的政客而非公正的政治家与伟人。准此而论，《罗马革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本文原载于《南方周末》2016年8月11日，D32版，经授权转载。作者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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